主持人张亚哲：时间关系，没有机会向他们提问。因为都比较忙，但他们也给大家提了建议，要多认识人，各位留学(微博)生，多认识人就得多回国，在美国认识最高的人就是奥巴马，想认识奥萨马已经没机会了。接下来有请一位政府官员背景的热心博士，一位老大爷，虽然他已经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是来国内留学生创业可以不找徐小平，但你不能不找夏颖奇，因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包括怎么孵化中关村伟大的企业，包括新浪、新东方、百度都与夏老博士多年的努力有关。现在有请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夏颖奇先生给大家做主题演讲！

　　夏颖奇：刚一开始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是不是走错了会场，因为有一些表演，但是徐小平在这里，王强在这里，是老朋友，还有这么多的海外留学生，我觉得我还是属于这个队伍的。属于这个队伍的原因是，我出国比在座所有人都早，因为我是1978年改革开放第一批邓小平选派公费留学生，很幸运地就出国了。

　　现在来说创业，今年的气氛非常得轻松，我感觉到在中关村陆续接待过的留学生代表团大概150个左右，十几年中，我所见过的留学生大概也有1万—2万左右，在中关村创业的人也有1.2万人，这个中间有一些没有成功，有一些仍然在黑暗中苦斗。说起创业来，今天的气氛很轻松，也挺快乐，但实际上创业是非常艰苦的事情，所有的过来人，包括新东方的人，他们当年在街上贴广告、糊报纸的时候，都是刻骨铭心的。今天我一直与留学生打交道，今天上午我在朝阳评审优秀回国留学生和他们的企业，几十个专家组让我做了个主任，经过两三天的工作，把政府的资金派发出去了将近1000万，然后要道中关村科技生命园要推一个项目申请推介会，因为之前答应他们了，所以还是要过来。现在创新和过去不一样，与国内其它高新区或其它城市都有了很大的区别。

　　首先，创业者的年龄在下降，越来越年轻化，朝气蓬勃，有梦想，也缺乏更多的历练与经验。这让我想起1999年国务院批复成立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我当时调入了中关村管委会，扶植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那时候的条件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回国创业的人不懂得VC，找不到VC和找钱，自己那点积蓄作为资本金投入会很快花光，关键不是找不找钱，而是钱肯不肯给你。

　　两三年前我有幸应邀到联合国大会上做一个讲话，纽约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我代表中关村，中国就请了一个人，顺便我去了斯坦福，在硅谷我约见了七位风险投资人，凡是我想见或找人联系的，无一例外都安排了与我见面，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中关村来的副主任，都向他们介绍风险投资政策。这七个人不是一般的人物，其中五个人有自己的商务飞机，说明都是大人物，我们也没有时间安排正式的会见，因为我只有两天，见七个人，还要在斯坦福开会，所以就利用所有的空闲时间，包括早上去华人餐馆吃饭，大老板和我们四个人，我另外带了三个助手，在那儿吃饭。我在餐厅就说中关村目前风险投资的几个步骤，他们都把条放在口袋带走，有一些人之后已经在中关村有所投资。

　　现在在中国，特别是中关村，也有很多国外的机构，否则你就要问有没有好的Idea，有没有好的想法，有没有好的团队。你不要说你没有钱，首先看你的团队，你的商业模式，你所打的市场，你在跟什么人在挑战。

　　政府的资源要比十年前，比如邓中翰、李彦宏等于这些一些人要强得多，在中关村创业，各种小钱，10万元随处可以拿到。这期间评审，我做组长，10万元发出去一两千家，两亿元左右，在现在来说不是大钱。政府还有一些其它的措施和政策，应该说共和国60年以来，目前对人才的重视是最高的程度，中央有“千人计划”，北京市有“海聚工程”，中关村有“聚集工程”，这些工程力度非常大，包括一钱不存在的，以前中关村只有一家创业园，创业园总经理辛辛苦苦地工作，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当时只有一家创业园的情况下，到去年为止中关村先后建立了29家中关村创意圆分布在中关村各个园区里，所以，中关村能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包括企业注册，获得营业执照，包括法律咨询、财务代管，市场开拓，人员招聘等等，如果你可以，可以送到纳斯达克或者国内的创业板、新三板。这是有全套的服务。

　　这样的情况说明政府的体系越来越完善，政府的体系和力度在加大和完善过程中间，能不能说创业就更容易呢？不能这么说，在座的年轻人很多，有些可能还在读，在美国、日本没有市场经济在企业里运作，现在市场更加饱和，竞争更加激烈，有的人说百度能成功，我想复制百度，新东方能成功，我想复制新东方，但这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自己不打败自己的话，没有人能打败他们，这个市场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你就不要说我曾经还能够做一些更好的搜索技术，能够超过百度，这是不可能的。你的经济实力，以及你对市场的占有率，历史已经不给你这个机会。

　　我已经遇到过多次有团队回来说我要做搜索，我说你一定要想好了，你还有什么本事做搜索。李彦宏刚回来的时候，我对他们团队非常清楚，还有徐勇，他们两个是创始人，2003年我请纳斯达克总裁鲍尔到中关村搞了一个见面会，标题是“中关村与纳斯达克”，我怕场面压不住，就把联想、四通、方正的老总都请来的，中午做了一个工作午餐，请他们入陪。等到入场讲话的时候，本土的老总们英文不行，我们请了最好的翻译，但讲完互动过程全是留学生，抢先发言，开口就讲，你们能想到第一个提问的人是什么人吗？李彦宏，当时李彦宏我并没有那么看好，也没有那么多人看好，但他居然首先提问，对纳斯达克的上市规则。两年以后他就上市了，现在都不用说了，人人都知道。

　　现在有人想重复这样的神话故事就要想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同时现在市场的饱和以及社会业态也跟以前有了很大的区别，我在这里不说那么多轻松的话，说点稍微提醒大家的话，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责任。市场的饱和程度与你现在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创业成本。当年两万元、三万元的年薪可以雇的软件工程师，现在可以花五到十万，当年的房租和现在的房租也完全不能比，现在的房租也增加了。同时还有问题仍然困扰着大家，我们还在呼应，昨天的报纸上我的专访谈了几个短板的问题。且不说我们的签证多次往返，子女入学等老话。新话里，你创办一个企业要买车，你在美国开惯了汽车，到中国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说我想买车，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摇号的指标。现在是30：1，与买彩票差不多。你希望向政府呼吁买车的话，我没有能力给你买号。房子也越来越贵，把美国房子卖掉了，在四环以内买一个两居室的房子看看？不容易。30万美元，200万人民币，能买一个两居室吗？不容易，在美国住惯了大房子，开惯了车，很方便，回来有诸多的困难。但你们现在遇到的肯定与十年前是不一样的，这个道路仍然是很坎坷的，政府各个方面都提供了便利。

　　我在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到国内的时候，国内不知道给国外博士学位的人核定什么样的工资，学校领导商量了半天，毕竟是留学回来的博士，而且当时凤毛麟角，我是第一批出去的。商量最后给了一个可能性最高的86元/月，很不错了，现在挣860你肯定不干，8600元比较难，挣8.6万的也有，这种情况你就能想到了，我们的民族总是能在发展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前些天我又见到了我在加拿大的，不是我的直接导师，也是学校里的教授。我刚一到加拿大的时候，他们就问到我，他们对中国感觉很神秘，很不了解。他问中国人和加拿大人在肤色上不一样之外，举止行为有什么区别？我想了半天说走路不一样，都是人，都要走路。中国人走路都是直的，一步一步地走，因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街上没有什么车，都是自行车，马路很宽，校园里自行车都不多，我们都在马路中间走路，悠哉地走，很舒适、很不着急的。实际上加拿大人也很悠哉，我说你们是斜着走，急急忙忙提着包斜着走。这次我又见到这个人，我们俩总讨论走路的话题，你们仍然斜着走，现在中国人是平着走，四脚着地，手脚并用，30年代回国的留学生回国之后平着走，这样才使我们国家变了样，城市变了样，大家变了样。所以，我认为在中关村为留学回国的人员创业进行服务是幸运的事情。

　　我和我团队的所有成员有一句口号：“成功不必在我，成功我在其中”。谢谢大家！

　　主持人张亚哲：校长，他们怎么找你？

　　夏颖奇：我在北京海外学人中心做首席顾问，因为我在中关村管委会退休了，我是中关村管委会一个论坛的秘书长，政府给我的工作足够我忙。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可以给我发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