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搜索“白领 过劳死”，可以得到50多万个结果。就在最近，一则“普华永道美女硕士过劳死”的微博引起网友关注。经本报记者调查，虽说是否过劳死尚无定论，但不少白领的工作强度和健康状况确实令人担忧。

　　几年前，25岁的华为员工胡新宇持续加班1个月，过度劳累，不治身亡。多年来，这种“用生命加班”的现象恐怕并无多大改善。从那名普华永道员工的微博上看，她不止一次表示自己“很累”“很疲惫”“工作很多”。工作压力大、加班时间长、作息不规律，在不少行业和公司成为普遍现象。难怪很多网友忍不住表达自己的“兔死狐悲”之情。据工人日报披露，目前我国大城市白领处于“过劳”状态的接近六成。

　　我国实行每天八小时、每周四十小时的工作制，在加班问题上，劳动法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显然，不少白领的加班时间已经远远超出法律规定，完全有权利拒绝企业的加班要求；企业有责任保障员工的休息权，而不是拼命压榨员工精力，即所谓“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机器用”。然而，员工处于弱势，往往敢怒不敢言。那么，劳动保障部门能不能对超时劳动问题加强监察？工会能不能加强协商能力？另外，实行弹性工作制的行业，如何计算工作时间长短？法律尚不明确的地方，需要填补空白；而比较明确的规定，还是要坚决执行，不要让制度成为摆设。

　　不过，观念的改变往往更难。在我们周围，存在一种“加班光荣”的认识，一些企业以工作量决定收入、却无工作时间限制的绩效制度，客观上也起了强化作用。自愿延长工作时间的员工，往往能得到更高的评价，其他本不愿加班的员工，也会屈服于企业文化的压力和周遭“加班狂”的影响。勤于工作不是坏事，但是否要为此付出身体健康的代价，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从小，我们接受的学校教育就以“勤奋”定义一名“好”学生，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一直延续到成人阶段。我们都知道要劳逸结合，但经常敌不过好成绩、高收入的吸引力；即使在某些时候，只是为了得到老师或老板的好感，做出个“勤奋”的样子。然而，当“勤奋”走入违背法律、剥削身体的境地，还有值得提倡的意义吗？进一步说，多加班少休息换来的高职、高薪，就是判断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吗？当然，成功观的多元化并非朝夕能够实现，但至少可以问问自己，用生命加班之后，又用什么来享受加班的成果呢？要走出“白领过劳”的困境，既需要制度保障，也需要自我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