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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为什么被“炒”
作者：周德文
昨天还在炒房、炒股，今天似乎就已经转移战场。先是局部地区大蒜价格疯涨，然后绿豆、黑豆价格翻了几个跟头，此后黄金、艺术品价格暴涨数倍。“炒房团”短暂蛰伏之后，又有蠢蠢欲动的迹象。
无论炒作对象如何以高频率更迭，炒作的主体是热钱。热钱源自何处？大部分人把矛头指向了温州人。温州人，成为“炒客”的代名词。
今天的温州人，面临两方面尴尬：一，但凡热钱兴风作浪、抬高物价的现象发生，温州人必被结结实实贴上“参与”而且“深度参与”的标签。如果是诸如大蒜、绿豆、棉花等与人们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产品被炒，温州投资者还背着“利欲熏心，为逐利不择手段”的骂名。二，温州人的投资行为被化为“炒”。温州人一些正常的投资行为，也被冠以“炒”。
温州资本，被妖魔化了。
其实，首先，温州投资者并未参与所有的“热炒”行为。以大蒜为例，大蒜价格一路飙升时，社会舆论纷纷把这笔账记到温州人头上。事实上，“大蒜是温州人炒起来的”，是个伪命题。我到中国大蒜之乡山东金乡县考察，发现根本没有温州人炒大蒜这回事。金乡县长称，大蒜价格上涨，主要是由大蒜种植面积锐减引起的。而且，前往金乡县做大蒜生意的商人来自全国各地，江苏人最多，温州人比例很小，还不到10家。
再者，温州资本参与国企改革，进入资源行业是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结果，为正常的投资行为，不应该戴上“炒客”的帽子。
民营企业产业空间扩发，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没有任何力量，比竞争的力量更强大。竞争缺失的产业，往往带来垄断者对消费者漫天要价，并不计成本浪费。由于处于缺乏竞争对手的垄断地位，相关企业既不愿意提供合适的服务“取悦”消费者，更不愿意计算成本。行政性垄断的存在，扭曲了正常的经济行为，抑制了正常的产业供给和需求分配，是对发展市场经济的伤害。
如果引入竞争，打破了原有垄断者一家独大的局面，能够引发鲶鱼效应。不管是行业的国企“原著居民”还是后来的民企“移民”，都会千方百计节约成本，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招徕”消费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经济的效率。
某种程度上，中国的蜕变就是从垄断到竞争的裂变，即民间资本参与中国经济发展力度与广度不断增加的裂变。
温州人被妖魔化，主要由以下两点引起的：
人们的惯性思维定势，形成物价上涨——必有热钱在作怪——热钱背后即是温州炒客。人们形成“热钱背后即是温州炒客”的刻板印象，从温州购房团演绎而来。
1998年，中国房改拉开大幕，温州人在家门口大量购房；2001年，温州购房团转战杭州和上海；2003年，温州人包机飞往深圳购房。此后，温州购房团四面出击。由于温州购房团历史长，涉足范围广，成为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的对象。但媒体的报道并不完全客观公正，出现了“噱头多，夸大其辞多，移花接木多，臆测多”现象。
房价升高，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温州购房者是既得利益者。但其实，更大的既得利益者是开发商，而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则是当地政府。可能出现的实际情况是，开发商和政府都希望房价上涨，但是，有些地方政府无法应对中央对该地区房价高涨的问责，才把温州购房团当成替罪羊。在温州人购房行为背后，隐藏着买房人、房地产开发商、政府三方利益格局。
因此，如果说温州购房团是高房价的罪恶之源，倒不如说它是替他人背了黑锅，被利用之后，成为误导公众和转移视线的障眼物。温州资本不但替别人背了黑锅，还引发了社会的刻板效应。久而久之，一有物价上涨，人们就以为是热钱兴风作浪，而温州资本又成为第一个“假想敌”。
仇富心理，是导致温州人被妖魔化的又一重要因素。《孟子·滕文公上》载：“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两千多年前，就种下了“为富不仁”的文化种子。直到今天，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仇恶基因还在作祟，这种顽固的社会情绪在现实生活中还会穿着“仇富”的外衣。
改革开放后，创富成为社会发展脉络的主体，被边缘化的商人逐渐在社会主流中占有一席之地，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进入中国的社会结构分野。被压抑的创富潜力的释放，催生出更多的富裕群体。
两千年来仇富文化的稀释需要时间，这是民营企业家阶层在成长中必须要承担的阶段性代价。而且，某些民营企业家获得财富的方式，以及获得财富后延伸出的种种炫富行为，导致“富人不仁”去妖魔化一波三折。
与某些富人的挥霍、攀比形成里应外合的是大多数人还在“国富民不富”的大环境下挣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在诱发对富人的集体讨伐。物价高，人们手中的钱不值钱了，自然要找发泄不满情绪的渠道，温州资本首当其冲。
现实中，已竖起多道阻碍温州资本投资的玻璃门，如果还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其妖魔化，温州资本发展更为步履维艰。发展民营经济大背景下，温州资本为代表的“草根经济”，更需要的是理解与支持，而不是妖魔化。
(作者为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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