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宜教育国内考试研究中心教研组组长 戴斌

　　【社会问题的背景】

　　(1)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一个“天才”。但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省招办拒绝投档。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中的高三应届生孙见坤征服了教授的心，也摸到了大学的门，却“搞不定”招办的章。

　　(2)2010年高考，除了参加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孙见坤还填了山西大学的历史专业作为第二志愿。最后，按他自己的说法，“神奇地”被调剂到了法律专业。

　　他与复旦结缘，是因为参加复旦大学为自主招生而举办的“博雅杯”人文知识大奖赛。全国各地3000多名考生参赛，通过论文从中选拔出58人，今年1月进行面试。孙见坤递交的论文题为《<山海经>性质及成书年代考》，这是他为自己正在撰写的《山海经新释》一书所作的序言。

　　面试时，考生和老师的身份相互保密。孙见坤记得，一个留大胡子、穿对襟棉袄的教授，一脸兴奋地跟他聊起“诗小序”。他还注意到，其他3位老师不时频频点头。

　　4位专家意见一致：希望学校一定要将孙见坤通过自主招生录取进来。

　　(3)除复旦外，孙见坤还参加了两场自主招生考试。轮番面试之后，中山大学允诺，对他采取“一本线下10分录取”的优惠措施。四川大学自主招生的录取通知书上写道：“参加测试的专家认为，孙见坤在古汉语与历史知识方面确有专长，表现出类拔萃。”

　　(4)2007年底，这名高中生尝试着与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女儿、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陈美延通信，用的是文言文。他对三联出版社新出的《陈寅恪文集》中的观点，持有不同意见。在来往信笺中，陈美延对孙见坤的一些国学观点感到“钦佩”。至今，她仍然以为孙见坤是一个年长的学者，并称其为“先生”。

　　“国学水平超过了一般的高中老师。”班主任何洁如此评价孙见坤。和很多老师、同学一样，她曾经认为孙见坤上复旦历史系，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遗憾的是，在今年高考中，孙见坤最为拿手的文科综合发挥失常，最后总分为553分，比陕西省一本录取线低了6分。而按照“博雅杯”的章程，复旦大学自主招生对他的要求是“达到一本线”。

　　(5)2010年6月底，复旦大学招生办的老师开始积极“做工作”，他们为孙见坤“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

　　首先是一场内部审议。8位面试过孙见坤的教授联合签署了一封请愿书，他们分别来自历史、哲学、中文、考古4个文科院系。在信里，教授们强调，孙见坤对《山海经》有较深的钻研，具有“培养的潜力”，复旦作为百年名校，理应将这样的孩子破格录取。这封请愿书，通过招生委员会呈递，由复旦大学的领导小组开会讨论通过。

　　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丁光宏亲自将这个意思转达给陕西省招办的相关工作人员。在之后的一个月里，复旦大学和陕西省招办的文书、电话沟通，“来来回回进行了很多次”。复旦方面还曾专门派出老师前往陕西，沟通录取孙见坤的事情。

　　然而陕西省招办一直立场强硬，拒绝将孙见坤的档案投到复旦大学。他们表示，“博雅杯”的章程上并未写明可以“破格录取”，所以“今年一个破格的都不能有”。陕西省招办的顾虑是，“如果这次为孙见坤开了这个口子，条子生、关系户等腐败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来年将冒出更多的特例，分数不达录取线，却可以通过校方和教授的坚持，进入名牌大学。”

　　(6)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丁光宏悲观地表示，在现行体制下，孙见坤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遭此命运的读书种子。

　　国学大师钱穆的女儿、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钱易也十分关注这个“国学小天才”的命运。她感叹，现在的中国无法培养出大师。她的父亲钱穆在做小学和中学教师时，坚持自学，研究学术，经过18年努力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而成名，“那时候并无考核，完全是出于对研究的热爱”。她的堂兄钱伟长，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大学转学物理，竟然也能作出瞩目的成绩。

　　【核心观点】

　　(1)关于孙见坤该不该被破格录取的问题，实质就是“素质”与“公平”谁更重要的问题。几乎每一次的“破格录取”，都会引得社会舆论喋喋不休。奇怪的是，以往一些被破格录取的成功事例，人们也是不断质疑，譬如蒋方舟被清华降分录取、北大推出“中学校长推荐制”等，被担心其中出现“猫腻”。而这次孙见坤没被破格录取，又被质疑为“思想僵化”。我琢磨，假如孙见坤真的被破格录取了，没准儿人们也会质疑呢，质疑的理由可能是：孙见坤的父母是不是官员？8名复旦教授有没有拿到好处？

　　(2)在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中，公平已然成为稀缺资源。因此，比较于牺牲一个“国学天才”，坚持公平立场无疑要重要得多。因为，公平如果连掩饰的程序都省略掉，那就意味着未来有更多个“国学天才”、“文学天才”、“数学天才”被不公平所无声地“黑”掉。当然，一个正常的人才选拔规则不能只满足于公平。当考生中不断涌现偏才与怪才之时，规则也不能视而不见。因此，本着“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的朴素思想，国家应充分汲取孙见坤事件的价值，为偏才们制定更公平合理的选拔规则，这样，一个“国学天才”就不会白白地被牺牲掉。

　　(3)其实对于孙见坤事件的思考，戴斌老师认为，或许舆论过多地集中在“孙见坤没有能读上复旦”这个问题上。其实，这还是源于媒体，乃至公众内心的名校情结。诚然，复旦大学肯定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但是是否孙见坤未能读上复旦“就一定无法成才”呢？其实不然，我们的社会目前过多纠结于“学校的高低”，忽视了一个人才是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孙见坤目前已被山西大学录取，或许事情已成定局，但愿这个小伙子，能坚定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坚持自己的兴趣和理想。相关的媒体舆论，与其不断地争议“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矛盾，不妨给这个年轻人更多的鼓励和“高考志愿以外的支持”。

　　(4)当然，从做法上看，戴斌老师认为陕西省招办的做法完全正确。因为他们是严格按照相关投档制度来处理孙见坤档案的，且先不管现行的投档制度有何缺陷，只要还没有新的更好的制度替代，坚守现行的制度就是最佳选择。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陕西省招办”，而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戴斌老师认为，我们继续在“高考”以外，另行设立为“偏才”、“怪才”而设立的“人才培养体系”，读大学不是我们的目的，成才是我们最终的追求。

　　(5)中国之所以有很多良好的制度无法执行下去或者被现实异化，根本原因就是“基础秩序的缺失”。孙见坤的遭遇当可援为一例。如人所见，“破格录取”这样一个本性良善的制度安排，一旦深植于现实，立即变得驳杂错综起来，诸如“权钱交易”、“赢者通吃”、“暗箱操作”等潜规则，几乎是毫无障碍地附着其上，令其迅速堕落，变得声名狼藉，难以为继。

　　(6)无论是陕西省招办的迂腐之举，还是复旦大学为了录取孙见坤所做的“前所未有的努力”，所证明的不过是基础秩序缺失之下，社会各个方面的进退两难和高昂的交易成本。更令人痛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损失的恰恰是最核心和最宝贵的东西。孙见坤最终能不能成为国学大师远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是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让她的优秀儿女专其所长、人尽其才，那才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可悲的事情。相比之下，陕西省招办的抱残守缺，不啻为一种野蛮的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