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适应发展需要，为何不贯彻“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如果让不适应的人继续尸位素餐，然后再耗费公帑聘任公务员，这是不是对纳税人血汗钱的挥霍？

　　公务员，给人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铁饭碗”。但如果有一天，公务员不再意味着稳定，报考热还会持续吗？3月28日，温州市人事工作会议传出一条消息，从今年开始，该市将在全省率先试行公务员聘任制，使公务员队伍能上也能下、能进也能出，真正“流动”起来。(本报今日8版)

　　应该说，在改革征途上，任何些微的进步都值得鼓励，任何破除沉疴的努力都值得赞赏。与传统公务员的选任制和委任制相比较，聘任制的确是一大进步。但是，面对温州将在浙江全省率先试行公务员聘任制的讯息，笔者在表达激赏的同时，仍不免以谨慎的态度静观之。

　　公务员聘任制并不新鲜，早在1993年8月14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对此就有明确规定———公务员部分职务实行聘任制。遗憾的是，此后十几年并未推行。已于2006年1月1日式实施的《公务员法》，对公务员聘任制有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公务员法》第85条规定：“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任制”。此后，在深圳、北京等地，陆续推行公务员聘任制，如今观之，不能说毫无裨益，但确未取得根本性成效。

　　那么，温州为何也要聘任公务员？按照温州市委组织部的解释，之所以考虑公务员聘任制，主要还是在工作中发现了问题，一些机关单位，高层次专业人才比较紧缺，尤其是宏观经济管理、城市规划、建筑结构工程等专业，需要专业对口的人才做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显然，正是因为现有公务员无法适应发展需要，才必须聘任新的公务员。如此一来，就给人带来两点疑问：一、既然不适应发展需要，为何不贯彻“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二、如果让不适应的人继续尸位素餐，然后再耗费公帑聘任公务员，这是不是对纳税人血汗钱的挥霍？

　　其实，在中国香港，也积极推行公务员聘任制，但有一点值得关注，他们不存在人浮于事的弊端。比如，香港在2006至2007年度把公务员编制缩减至约16万个职位，这与2000年年初约19.8万个职位比较，减幅很大。与此同时，港府表示2008年仍会继续严格控制公务员编制，在有需要时，才会填补现有公务员职位空缺或开设新职位。显而易见，同是聘任，香港有两点经验值得借鉴，一是首先裁员，二是严格控制编制。

　　毋庸置疑，机构庞大，官员冗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长久受人诟病。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曾表示，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张全景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但这么一种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

　　张全景所称的“官多增加开支成本”，是真切的现实命题。还以温州为例，温州人事局官员曾表示：“我们就可能拿出高于一般委任制公务员数倍的薪酬，提供给一个急需的聘任制公务员”，还能通过一定的程序转为委任制公务员。当现有的公务员占用着巨量公帑，再高薪聘任公务员，钱来自哪里？须知，当前我国的行政公务开支已然畸高。据中央党校研究室周天勇教授的数据———从世界许多国家来看，行政公务开支占预算的比例一般在2%—14%左右，但我国政府预算内行政公务开支2005年已经达到约19%的比例，2007年预算内比例虽然有所调整，但改观不大。这就牵扯到一个严峻的现实，既有的行政公务开支如此庞大，压缩实属迫在眉睫，但公务员再度膨胀，“压缩”又从何谈起？

　　由是观之，公务员不在于是否聘任，而在于是否高效。如果公务员兢兢业业，高效廉洁，人尽其才，“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何愁人才？何须聘任？当前，我国正在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正在推进行政管理机制改革，其要义即是行为规范、运作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显然，一些地方上的行政管理创新，也首先应当在这样的目标和原则下着手。(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