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排名的东西多少都带点争议的味道，商学院的MBA排名就是典型的一种。

　　1988年，当美国《商业周刊》的记者约翰·布莱恩开始搜集商学院学生和雇主的意见时，他的目的显然不是带来争议，而是希望某些事情变得更清晰。十几年后他回忆，当时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想提醒商学院从研究的象牙塔中走出来，听听面对就业市场的学生和实际需要人才的雇主的想法。他认为，客观的排名能够使重视学生意见的学校得到奖赏，使漠视学生意见的学校受到惩罚。

　　不过，MBA排名在过去十几年扩散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巨大，显然已经超过布莱恩当时的想象。继《商业周刊》推出排名之后，各种专业杂志或地区性媒体也推出自己的MBA排名，媒体更是推波助澜。放眼望去，现在世界各地有商学院的地方就有MBA排名，一年到头此起彼落，衬托着整个MBA教育市场热闹非常，“谁是本年度最佳商学院”惹人悬念的程度直追“谁是本年度最佳影片”。

　　谁关心商学院排名？有志于攻读MBA的青年学子、忐忑不安的商学院院长、待价而沽的商学院教授，当然也包括财经记者、猎头公司和五百大企业的雇主。排名为商学院带来学生，正如影展为电影带来观众，而且效果之明显让那些号称对排名冷感的学者专家也不得不正视。然而，随着MBA排名发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环绕着MBA排名的争议也甚嚣尘上。

　　第一个争议是到底哪个排名才算数。目前我们较耳熟能详的商学院排名“品牌”如《商业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还有晚近才推出的《经济学家》、《福布斯》杂志等等，保守估计总数在半打到一打之间。

　　MBA排名的第二个争议就是，到底哪种调查方法更“好”。目前各个媒体的调查方法和调查对象五花八门。简单来说，现在MBA排名的调查方法可以大致分为消费者意见、基本情况、毕业生薪水三种，意见调查如《商业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华尔街日报》、《经济学家》等，以征询和商学院关系最大的一群人“学生、院长、雇主”的意见为主；基本情况调查是每个媒体多少都会使用的方法，要求商学院填写一些资料，如学生入学GMAT成绩、教师背景及教学资源；薪水调查则如《金融时报》及《福布斯》杂志，以毕业生的薪水数据为主。

　　理论上，这些调查方法和结果可以互相补充，但很少商学院愿意承认自己在某方面明显不足。例如，在2002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荣登冠军的斯坦福商学院，在同年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第11，在《华尔街日报》排名第45，毫无疑问，这个时候校方和媒体都需要提供某种解释。不仅一个学校在同一年的不同排名中相距甚远，而且在历年排名中的“上蹿下跳”也令人迷惑。

　　MBA排名的第三个争议就是到底哪种调查方法缺点最少，更不容易受到人为操控。

　　这个问题不是空穴来风。准确来说，对调查方法的质疑已经集结了一大批MBA排名反对派。在反对派眼里，貌似公正客观的MBA排名调查方法其实漏洞百出。针对《商业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许多人自始至终都不相信学生和院长可以对自己的学校做出客观的评价，因为他们是会直接从排名中受到冲击的当事人，媒体在进行调查时，很难避免学生为了文凭身价而美化自己的学校，也很难要求处于激烈竞争中的院长不计自身成败而公正评价对手。

　　至于MBA排名常用的其他两种方法，基本情况调查与薪水调查，则涉及最基本的诚实与信任问题。商学院提供的资料常常无法证明真伪，而关于荷包里的问题，人们有时候会诚实地回答陌生人的询问，有时候则视情况而定。如果把MBA排名标准建立在如此不确定的基础上，公信力也许远远不如受税务人员监督的好莱坞明星收入排行榜。

　　然而，这些争议都比不上最后也是最深的影响：排名在改变商学院的内部生态。有人用“扩散”一词来形容MBA排名现象，MBA排名竟能与核子武器同样令人恐惧，代表商学院内部对排名的种种复杂情绪。

　　对于排名100名以内的商学院院长，排名如逆水行舟，为了要维持商学院声望于不坠，至关重要的是一套完整的排名战略；而当排名成为商学院品牌的一部分时，也就逼得商学院必须把更多的预算花在公关费用，而不是优先提升课程质量。毫无疑问。

　　尽管念过MBA的人大多同意，衡量MBA课程价值的唯一指针是教授和学生的质量，但偏偏这两者是最不容易衡量的。